自从父母相继离世，如何处置遗留下的东西几成心事，想着要交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才会如我一样珍惜。像他们这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写下的普通的文字，于市场没有交换价值，于历史也无重要影响力，只对我们儿女是宝贵的，因为包含了他们生平活动的影像。如今，写永嘉的剧本，无论有多少谬误，送给永嘉，多少是回家的意思了。
去温州的计划其实早就有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母亲随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组去到那里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准备拍摄一部反映农村抵御自由经济的电影。创作组中有谢晋导演，黄苏江编剧。按我的记忆，当在一九七三年春天，从母亲留下的笔记本上看，出发于“三月九日”，可母亲向来习惯不记年份，而二○○八年我曾收到温州永嘉县文史委员会朱生豪与徐崇统二位主任的信，信中称上海电影创作组是在一九七四年来到，不禁有些犹疑起来。但记得创作组数度出行，后来，母亲当年居住的房东也证明，至少在他们家就有两次，那就有可能分布在两个年份里。这暧昧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总归还是会留下踪迹，二○○八年永嘉县文史委写信来，就为搜集资料，以供记载。我手头恰恰有一本电影文学剧本打印稿，题名为《苍山志》，集体署名“上海电影制片厂”，特注明“第六稿”，时间为“一九七六年”，正临十月风云——许可窥见一些历史的细微，可是纳入何处，又佐证什么，究竟是个尴尬。难得永嘉文史委有兴味——后来发现，永嘉的知识人似乎有文物癖，大约也是一种古风吧。自从父母相继离世，如何处置遗留下的东西几成心事，想着要交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才会如我一样珍惜。像他们这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写下的普通的文字，于市场没有交换价值，于历史也无重要影响力，只对我们儿女是宝贵的，因为包含了他们生平活动的影像。如今，写永嘉的剧本，无论有多少谬误，送给永嘉，多少是回家的意思了。所以，心下已经决定去一次，亲手奉上，无奈时有庶务打岔，直至今年夏天方才成行。
这一回去，虽有因公的名义，却另存一份私心，那就是去母亲去过的地方走一走，母亲见过的人见一见，须克服交通和语言两大障碍，于是走了个人情，这人叫程绍国。多年前，朋友间相传一本书，名《林斤澜说》，作者就是他，林斤澜先生的晚辈同乡，在温州晚报任记者，待这时找上门去，已从“晚报”换到“都市报”。我与他未曾谋面，但以文会友，就算不得素昧平生。他称我母亲，不是像通常所称“茹先生”，而是“茹妈妈”，驾着他的现代车走在山里，说，当年茹妈妈怎么来的啊！不由心中生出暖意。
看母亲当年记录，是从杭州启程：“昨夜乘九时许火车到金华已十二点多，睡了半宿，一早坐汽车来到温州市，汽车走了八个小时，很累，但沿途风景极美。公路是依山傍水，瓯江宽阔水较浑浊，但山上时有瀑布，有的从高山顶上直泻而下，有的细如帛，有的则宽则数丈。山上的杜鹃时而一丛一撮，时而衬着湿漉漉大石伸出一枝半枝，时而满山遍野。这里农民似乎都爱桃，屋前屋后，桃李都开花了，田里的菜花也黄了，麦子也绿油油地长得半人高了，真是江南春早啊！”这天的日期是“三月十四日”，过去四日，“三月十八日”，开篇即是：“到里湾潭了。”之间的路程全略去。
我们去里湾潭，从温州越瓯江岸北到永嘉，途中接上一名“永嘉通”。听起来以为是老先生，其实一九六八年生人，名高远，供职永嘉县志编辑部，所以路路通。车沿楠溪江往上游行，母亲笔记上写：“整个大队在山顶上，共只有四十多户人家，永嘉县五尺公社，离县五十多里路。”这是取直计，如今公路盘旋而上，就远不止此，但在山顶上一说则是无误。恰如地名“里湾潭”，确是又“里”又“弯”。车到五尺——曾经行政为公社，现回复原初建制，以镇和乡称。受地形所限，辖地逼仄得很，能看出努力争扩，结果挤成不规则的街市，反显得凌乱。地上污水横流，人和车时时壅塞，屋宇上店招和广告鳞次栉比，标题内容倒和外面世界不脱节。新和旧相互叠加，就有一种轰轰烈烈的圮颓。终于通过一段瓶颈：手推车，拖拉机，机动车，徒步者，还有家畜与禽类，破路而出，继续进山。
经过下一日的行程，就知道这一日算不上什么，其时但觉胆寒，脊背骨往上冒凉气。越进山里，山体越庞大，沿途所见有塌方的土石，在岩壁的映衬下只是一小撮，畚箕都可撮走似的。远远的对面，山腰上一细条长带，就知道是方才走过的公路，环着山谷。四下里鸦雀无声，一切琐细都被大山吸纳，寂静中，隐藏着何等的能量。这巍峨大块的整体性偶尔也会打破一下，虽然也只是皮毛，那就是转弯时突然遭遇对面驶来的车，双方都一悚然，刹住了，小心错过，就知道这山里有人，还知道山的陡峭。路的盘旋渐趋紧凑，一行一徘徊，山体收小，视野却陡地开阔，一望无际，云海茫茫，原来到了顶端。车停在村委会前，看见门边白色漆牌上书写：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里湾潭，就觉眼熟极了，曾经将这地址无数回写在信封上，寄给妈妈。真难想象，那时候的邮路，竟然也是通畅的。
依程序，先拜访现任村长，姓潘，四十和五十相交的年纪，由他引领去当年母亲的房东金家。村子依山而立，跨出门槛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这是纵向，横向的村路则好比走在棱上。从母亲采访笔记看，金家可说是革命家庭。国内革命时期，五尺曾驻扎从福建过来的红十三军，抗战和解放战争且是共产党瓯北县委所在，是个老区，母亲称“阿公”的这个人，是一九四四年的老党员，三五支队的队员，拿过枪，打过民团。但在儿子们眼睛里，已是过去式了。有一句话说得很有趣：“他不行，民主革命的时候还可以，现在不行了。”金家的儿子们都走外出当兵这条路，复员回家后成为生产劳动的骨干。我们去到时，阿公已经过世，说“他不行”的那个儿子金昌盈住到永嘉儿子家安度晚年，老大金昌盛和妻子玉兰还在，听说我们要去，早早就候着。他们对母亲记忆十分清晰，说我长得和母亲像。领我去旧宅，那一幢木屋的阁楼就是上海客人的居室，如今已成废墟。谈到当年四下里都分田分林，惟里湾潭箍在一起，坚持走集体化道路，金昌盛，这位前任的大队书记说：我们不输给他们的！可谓世事难料，分产承包成为时代先进，安徽小岗上的十数户农人因此载入共和国史册，事实上，自一九五五年，温州的分地浪潮就一波连一波，几成前赴后继之势。显然，在金昌盛七十八岁的生涯里，已能够镇定应对历史的翻云覆雨，宠辱不惊，他从容说道：个体农业与集体化各有各的优缺点。在人口稠密的山地，自古就面临如何使稀缺耕田最大程度地产出，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史。
当我们与金昌盛聊天时，潘姓村长一直埋头翻阅那叠母亲笔记的打印件，神色凝重。笔记里记录着那时的谈话，涉及许多人事，皆以阶级斗争划分是非，难免夹缠宗族与利益上的纠葛，这些纠葛很可能还在延续。分析起来，里湾潭的权力上层基本是在金和潘两姓间轮替，金昌盛在任时候可说正值里湾潭的高峰。这个山尖上的四十余户人家的小村落成为浙江省抵御资本主义回潮的先进典型，金昌盛书记位至永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一回到省里开会，他专门从杭州到上海，去电影厂打听电影的创作情况——他向我点头笑了：还去了你家！那一段日子显然留下美好的记忆。忽然间，他的老伴玉兰，在母亲的笔记上，是个年轻媳妇，十九岁嫁到里湾潭，结婚二十多天，就送丈夫参军，玉兰她忽然朗声说了一句话，经人翻译，说的是：人们都上门看上海来人了！其中的一股情绪却很难传达，似乎还是说给在座的村长听，村长则沉默着。中间还有一次，玉兰将我们中的一个招出门外，指着台阶下一片空地，激忿地述说很久。后来才知道家里想为儿子盖房，村长就是不肯批给这块宅基地。最后，我们起身告辞随村长回去，因东西放在那里，车也停在他家门前。村长家正在做麦饼，永嘉麦饼是一味特产，将菜和肉剁碎包进发面，压成饼状，放锅里炕。如今有专为炕麦饼的电热锅，类三明治炉，夹起来扣上，定时即可。这一日大约来了客，柴灶与电炉一并工作，满屋面香和肉香，主客各自捧了饼散在院里院外食用。村长切开一个刚出炉的分给我们，馅是粗剁，面则是劲道，咬一口，就滴下油来，是耐饥的干粮。我们在这边院里吃饼，那边门前的人远远看着，自觉不太合适，再走回去道一声别，于是这边院子就往那边看。山民们很天真，有性格者首推玉兰，可惜听不懂她的话，却猜得出多么有趣。
下一日的行程是去往西茅山，路途更远，海拔也更高，地处永嘉、青田、缙云三县交界。母亲当年三月十六日的笔记上有一张“里湾潭人物表：金成品，老支书；金昌成，其子；金锡寿，第一生产队长……”但在后来成稿的《苍山志》剧本中，主人公却是“阿松”，“阿松”的原型就是西茅山的麻岩松。据母亲笔记所写：“西茅山六十年前是没有人住的，是个荒山”——以七十年代计“六十年前”，距今即一百年，也就是上世纪初了，那时候，麻岩松麻岩七兄弟随父亲逃荒到此，向山主租下山顶，安顿下来。
从永嘉出发，路上经过大若岩陶公洞，天然石室内修宇殿台阁，设祭坛经楼，略停一停，沿楠溪江长驱直入括苍山间。四周越发寂静，公路盘互，如长练环绕，连绵不断。偶尔经过一簇房屋，便是一镇，穿行过去，又进到山腹中。高峭的岩壁，将外面的人事隔在不知多么远的远处，就好像另一个世代。有趣的是，公路上还有一辆车，与我们时离时遇，是一辆驾校的教练车。在盘山路上学出来的车手，当天下无敌！渐渐地，教练车留在身后，只有我们自己了。与镇市邂逅的机率也在降低，眼见得车上了山头，一转折，又在了另一座山的腰间，如此，许多山顶到了谷底。天变得广大，太阳也越高，极目中，多有空茫，空茫的苍绿，空茫的岩白，惟有公路，刻凿在空茫中，给人以现实感。不期然间，对面竟有车来，停车借问，问的是“柴皮”，西茅山行政属柴皮村，“柴皮”这名字听起来就十分苦寒。记得听母亲说，他们行走在山里时，曾有人拦截呈上状纸，装束还是清朝，脑后留长辫，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会不会就是在“柴皮”地方。问答完毕，两车都停了一时，仿佛彼此不舍，一旦分离，两下又投向无限空茫。
经一回路遇，接下去的车程就有加倍寂寞，但当视线中出现一名徒步者，几有重回人间感慨。徒步者手提一桶食用油，想不出是从哪里走出来的。路边看得见“柴皮”的路标，且又有一阵子盘桓。空间将时间放大了，也许只有十几分钟，却有无尽的漫长，不在于距离与高陡，而在于寂廓。终于走尽公路，驶入一片错落的房屋，在村委门前下车，打听麻姓人家住哪里。回答在西茅山，距此还有五里路。不由四顾茫然，似已到世界终端，从何再延出五里？当即有村民自告带路，被程绍国谢绝，因车载增超，必加速惯性而影响制动。退出柴皮，回到公路，果然见路边有一岔口，路牌指示七公里半处西茅山。人们所说远近，惯常以取直计，公路盘互就不止于此了。车慢慢下出岔口，沿峭壁继续行驶，又上山头。四下里全是烟云，好似行在蓝天与日光中。漫坡都是齐刷刷的茭白，直覆盖到顶。车停下，就见坡道上跑下一个汉子，挥舞双手，迎我们而来。
麻岩松已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其弟麻岩七健在，接我们的汉子便是麻岩七的儿子麻青利，现任村支书。说起当年上海来人访问筹拍电影，他依稀有些印象。伯父正值盛年，骑一匹高头大马迎来送往。麻青利五官鲜明，轮廓深刻，他父亲则是淡眉细目，也许长相是随伯父麻岩松。当夸奖茭白长势兴旺，回答全是缙云所种，他们的作物是西瓜和蔬菜，可见西茅山占地的局促。据母亲记，一九四九年，开荒所得田地归了自己，总共六十九亩，又分得二百亩山地，日夜养护，逐渐成林。分田分林风潮之下，西茅山能特立独行，大约因为西茅山说到底是一户人家，又薄瘠，所以才抱得紧。母亲曾记下麻岩松的一句话：“母猪不能把自己的槽拱掉！”
坐在麻青利屋前的廊下，喝着待客的金银花茶，其实那山泉水才叫个甜呢！泡什么都比不上它自己。房屋是木结构，有年头了，颜色已经发乌，很长的一列，分成多个门户，各自起炊。说话间，已有几家开饭，大人孩子捧着碗，或走来看我们几眼，或不闻不问，均从容淡定。临走时，麻青利拉我们到村口，那里新立一座牌坊。一百年前，他的祖父携子来到这里，至母亲到访时的七十年代不过十二户，而如今已有一百五十人口。牌坊下停一辆小型农用机动车，地里的收获就是用它拉到山下，再拉上种子和化肥，那七公里半的公路是西茅山人集资修成，没有用政府一分钱。车沿着来路下山，七公里半的道口，那位徒步者坐在山石上歇息，油桶停在身边，双手抱膝，沉静地看我们的车从脚下驶过。在山里生活的人真是有修养！
大约是山水亘古的熏陶，生活也有着古意。“永嘉通”高远赠我一册散文，其中有一篇名《吃在楠溪》，写到一味“麦羹”，简言之，就是咸菜面，意味处在于面上铺麦麸酱和薤。麦麸酱顾名思义，是以麦麸制酱，珍惜天物，足够质的了，“薤”更是初始，始到《诗经》中的“薤露”。高远写道：“原来《诗经》与我们的生活是这样近的。”匆匆一行，无以得“薤”的面缘，但从有限几日餐饮，已领教二三。一种面片汤，清新鲜美自然不在话下，意味是在名字，叫作“短切”，将动词当名词用，又以状语修饰，很有文气。再有一种“敲虾”，动宾词组作名词用，也很别致。总起来看，善用动词。动词是词汇中的骨干，可谓文字之原始，仓颉造字想来是最先造它。有了动词，行为才有状态，又从状态中生出形容，再生命名，就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与温州人交往，常会发现言辞的新意。有一日，与永嘉县文史委的主任们共晚餐，谈到狗肉。座上有吃有不吃，各诉原委，主任徐崇统属不吃派，理由为“不尝鲜”，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好奇心。”这个说法很特色，而且有新见地。徐崇统和高远都是山里农家出身，种庄稼的根性，受了教育，从事文字这一行，就有乡野智士的胸襟。两人风格不同，高远有草莽气，浓眉大目，近似“水浒”里的人物；许崇统外表孱弱温和，却风度从容，或许主张更强。两人都有野力，一外露，一内藏而已。接着又说到食忌，饭桌上的话题总是与吃有关，高远信佛，不吃的却是牛肉，不免有些怪异，经解释，知道是因牛耕田，农户视为家中成员，所以不忍心——于是看见了佛陀。
后来，我们还有幸见识几名奇人。那日，程绍国家中有事，嘱高远领吃晚饭，及早就寝。吃饭间，发生两回不期而遇。前一个是推门而入，说巧了，正在隔壁用餐；后一个兀自入座埋头不语，高远说：你抬头看看这是谁，然后抬头“啊”一声。前一位潘姓，本职在地产局任公务员，业余写诗，身为永嘉县作协副主席；后一位名杨大力，写小说和诗，就职永嘉县文联。前一位来到后便代尽主人之谊，让服务员添菜，这道菜名也有意思，叫“跳鱼”。后一位则介绍温州方言，由于山水阻隔，地理偏僻，反保存了华夏古音古韵，用来吟诗就可见得真意，应我们邀请，他以温州话朗诵了全篇《滕王阁记》，果然落字铿锵，行腔逶迤，虽然一个字不懂，但就当歌听，也是颇享受的。以此来看，都是有备而来，二位端庄谦恭之下，其实是傲视江湖，先来照面，再交手，然后大约就要过招了。倒也有意外之喜。
次日告诉程绍国这晚的经历，绍国显然有些着恼，一是恼高远淘气，自说自话；二是兄弟们当了外人道出许多内情，觉得丢人，气忿忿道：这就是温州人，每个人都有一根搭错的筋，错的又不是同一根，而是各错各的，凑在一起必定打乱！他的话也有趣，虽然是数落，却为温州人画了像。追其究竟，错的这一根筋，就是性格，未受潮流教化，独生独长，最终长成什么器物，就看生机和造化了。
离开温州前一晚，是在苍南海边度过的。度假村时日不久，海滩还有蛮荒气，依旧地名叫“渔寮”。这个“寮”字在汉语比较少用，倒是日语中常有，比如学生宿舍以“寮”为单位。又有语言学家统计，温州方言里有八十来个语音与日语相同，一时考察不出渊源，或许和沿海而居有关。从地理上看，苍南与闽南接壤，地名上常见“坑”字，台湾中部地区亦有无数“坑”，“上坑”、“中坑”、“下坑”，等等，皆是人类学、语音学的题目。海边的天气总是多变，方才烈日当头，转瞬风狂雨疾，然后又丝丝缕缕细细绵绵。程绍国召来两位文学朋友相聚，一位名吴树乔，原《青年文学》编辑，后杂志倒闭，再开工厂，工厂再歇业，就赋闲了。在温州，人人都有过实业兴衰的经历。第二位便是青年作家哲贵，小说常见于各类选刊和年编，圈内人都知道，俗话说就是“出道”了。以绍国“一根筋”论，哲贵已经走向全国，“一根筋”显然矫过来，就不那么乖戾，而是在我们通常的认识中。从某一方面说，他拥有着开放的背景，在另一方面，或许会于个性有碍。总之，哲贵的本土色彩趋于淡化，气质上比较现代。吴树乔大约因为年长，或是性格的原故，至少在表面上，合乎常情常性，可是骨子里，谁知道呢？“一根筋”很可能是作祟在遭际和命运里。他开的工厂是制作眼镜架——在温州，一副眼镜架的制造要拆成多家，第一家专做脚，第二家专做梁，还有一家专做夹鼻那一点，最后第四家组装。这是不是符合现代工业的要求？比如分工会带来运输物流管理的成本，标准也难于精确，可是，吴树乔说，这就是温州制造业的模式，每人分一点，专行专业，生意大家做，钱大家赚。文人做工业总是欠点手脚，吴树乔的工厂，利润永远赶不上原料也就是铜材失窃的速度，报警，反遭警察训斥：做老板的看不住自家东西，还做什么老板！于是，关门大吉。这一段挫败的经历，使吴树乔有机会认识中国实业的现状，这就是文人做工业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多一只眼睛！如今温州经济式微，老板们纷纷外逃或者跳楼——还将继续往下跳呢！他们很冷血地笑起来，那是在外人看，身在其中者因看得见端底，说不定会觉着滑稽，好比黑色幽默——民间借贷中央政策出台也救不了，如我们所说的整合流程更是隔靴搔痒，搭不着脉，事实上，不是资金的问题，吴树乔说，而是，温州人拿了资金不知投向哪里！
关于温州经济的讨论没有继续，也不知向何方继续。天晚了，雨早已经止住，海滩上蒸腾得很，这里一片烧烤的火光和烟气，那里是卡拉OK的歌唱，还有人放孔明灯，摇摇曳曳地升上天空。雨云还积聚着，水汽浓重，海和天混沌一片，孔明灯是昏昏又溶溶的一团。大家都喝了酒，不肯车载我们，让度假村办公室的小姑娘文静领我们步行回住处。走在潮湿的沙滩，忽然起念，也放一盏孔明灯，便到小店购买。第一盏失败了，拆裂一角，漏了气，鼓动不起来，再点一盏。这一回，好多人，包括售孔明灯的店主，一同前来帮我们。四角拉直，先停在地面，待烛火渐渐燃尽纸壁内氧气，鼓成一座方城，此时万不能撒手，还需随风势调转，缓缓向上送。我们已经被挤出孔明灯周围，后退了看人们簇拥着一方火亮，好似抱在怀中，慢慢举起来，然后一放，上去了！带着许多人的手和心愿，越来越高，高极了，还在上升。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林窟”这个地方。母亲笔记中几处写到林窟，有一处写：“林窟，木材黑市所在地。是两山之间，原只有三间屋，也是两县交界。交易：一，木头；二，大米；三，粮布票；四，食盐；五；水产……后来这里服务性的店很多，赌博，麻将，牌九，小花会。每月六天，逢二逢七。”又有一处写：“林窟，去年一市有四千多人……有四十多只灶点心，饭食，旅馆，饭店。”当我们来到的时候，林窟已被荒草杂树完全淹没了。
驱往林窟的路上，但凡遇到车和人，打听林窟，回答都是，林窟没有了。这句话听起来令人生疑，什么叫做“没有了”？大山总是肃穆，有一段路上抛洒了烟花爆竹的残骸，绍国告诉说这是出殡的队伍留下的，于是，更觉得山的深邃。多少人在此出生，终老，直至安眠。将近乐清地界，空气略微有一点活跃，先是看见坡上散着几头黄牛，满目青白里显得分外鲜亮，不由精神一振。继而看见了赶牛人，着翠蓝色T恤，手里挥动树枝，乍一见，仿佛下凡的童子。接下去是一段隧道，尽头靠边停一辆货运卡车，很奇怪的，车下摆了一桌麻将，车上人团团坐了打牌，歇脚并纳凉。出了隧道，就有一户人家，家前家后又有几条黄牛。向院里的男人问林窟，他也说“没有了”。
这是林窟最后一户迁出的村民，如今养牛与养鸭，牛有十七条，鸭六千。说话间，赶牛童子领着牛回来了，打牌人则收起牌桌上车，一溜烟开过，往乐清方向驶去。最初时候，两地交易只是从这里送货，后来，就直接落地设市。林窟本只三五户人家，单听名字，就知道是山坳，深而且逼仄。坳里有一条山涧，划开永嘉乐清两县，以二米窄石板桥相连，集市时，桥上挤满人，非手挽手不得跌落。人们多是在夜间赶路，白昼里会遇上“打办”的人，东西必遭没收，“打办”的全称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永嘉人多是背树，乐清人则是盐巴海鲜谷物，日歇夜赶，翻山越岭，真是能吃苦，也是生计逼的。温州地少人多，田里的出产远不够果腹。林窟最盛时有几千人，省军区出动部队围困，上有直升机盘旋，打压下去，再又起来，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与母亲当年的笔记合上。养牛人告诉，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自由经济合法，林窟迅速式微，村民相继迁出，终成空城。
公路一侧，仔细观察，可见一个豁口，拨开灌木，露出浅径。试走几步，终于不得走通，复又上来，站路边眺望。波涛汹涌的草木中，依稀有几角屋檐。林莽苍苍，蕴藏多少古往今来。
程绍国又说：茹妈妈是怎么来这里的？是啊，那时候，我母亲，还有亲爱的谢晋伯伯，方在中年，事业蒸蒸日上的关节口，却被时代叫停，心里有多少不甘！忽然间，机会来临，是幸又是不幸。他们常在永福路上影厂文学部讨论剧本，有几回母亲带我去，旁听与目睹，如何在意识形态壁垒中挤出人性的罅隙。剧本中有一个姑娘叫山妹，因阻止砍树卖树，被谩骂是要私留作嫁妆，于是山妹她挟一个小包袱徒步走进未婚夫家，自己把自己嫁出去，这一个形象至今鲜明留在脑海中。英国剧作家迈克尔·佛雷恩所著戏剧《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想象一九四一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来到被占领国丹麦，与老师，丹麦大学者玻尔的单独见面。海森伯来到之前，玻尔太太，玛格丽特说：“你们不会谈论政治吧？”玻尔说：“我们将只谈物理。我认为他要和我谈的只是物理。”“只谈物理”，这可能吗？括苍山，楠溪江，你能告诉我吗？
车平稳流利地驶过，眼前的景物依旧是四十年前母亲眼睛里的吗？四十年前，母亲还未到我现在的年纪，我则经历着青春的迷乱和错误，回头望去，简直弹指灰飞，只有山长在，水长流。
2012年9月26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