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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路

【 作者:系统管理员 】 【 2014年11月28日 】

“5.16”通知标志“文革”开始,69日,永嘉一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永嘉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永嘉一中。这就是永嘉“文革”开始的标志。

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是反修防修,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对自己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始终不渝:“‘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他似乎相信在自己身后“文革”被否定,所以说:“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然而他更加坚信不移:“如果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断定它也是短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人不赞成。借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运动……或许是他老人家想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也未可知。

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派驻工作组进清华北大,有人说是毛主席故意这么做,这些留有历史学家去研究。

县委工作组进驻一中组织了一批人所谓“官办红卫兵”,错整了一些人所谓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学生中的“黑五类”。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摧毁资反路线导致学生杀向社会。

运动初期战斗队都是在班级内组合,一般由不同观点同学组建2—3个战斗队。惟独我们班只有一个战斗队,取名“东方红”。

 

“国际红卫兵”起事北大,宣言:解放全人类!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联络处设将军桥农展会内。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联络处设永嘉一中,联络员周寿昌、梅  先、袁  毅。

加盟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无须加盟费,只要承认宣言,亮出学生证稍做登记。

有了牌子就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告示一贴还真有小兄弟上门登记加入,每人发红袖章一个。几天下来就有好几十人,清一色干部子弟清一色男孩。有人没“枪”不行,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大旗、电话、办公费、差旅费等等都需要钱。怎么办?跟县里要,也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财政局长张用富叔叔被我们缠得无可奈何,或许是不忍伤害我们的革命热情,从下午到晚上不依不饶地缠住他,终于答应给我们立项:60元备用金报销单位。

这下可把大家乐坏了。第二天就领到钱去商业局审批红布做红袖章(还要扩大队伍呀),一面全县最大的红绸面料旗帜打出来了,安装电话,置办油印机,购买办公用品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好景不长,运动蔓延开来殃及所有当权派——总不能把自己父母都打倒吧?何况他们并不是坏人……

“声讨永嘉县最大走资派誓师大会”在大会堂举行,大会堂一千号位子座无虚席。永嘉县最大“走资派”宋建慈和他的同僚们(刚好10位,我父亲“有幸”名列其中),头戴高帽胸挂黑牌被造反派押到台前——这可是他们平日里居高临下的政治舞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土改运动中他们自己的杰作,今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没有参与大会,我是以个人身份“列席”来的,看看大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没有座位就在台下门边站着。头头们一个接一个发言,自然是众情激奋,喽罗们紧跟着声嘶力竭高呼:“打倒宋建慈!”

我不能凑这个热闹,见面喊“叔叔”台下喊“打倒”?况且自己老爸也在台上……

这一不谐调的音符终于有一小头目出来干预:“为什么不喊口号?”

我认识他,或许他不认识我——要不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质问。

我瞪他一眼不予理睬,他猥琐地讪讪离去。

开完誓师大会走资派被一个个带下台来,当宋建慈经过我跟前时冲着我笑——不会想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在这样一种场合。

不久宋建慈女儿宋学荣在派头头怂恿下,在上塘闹市区以大字报形式公开批判其老子,并扬言要与之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把个耿直的山东沂水黑大汉气得够戗。

 

192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队伍,第一次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是革命摇篮,是红卫兵最向往的地方。国际红卫兵总部通告:1967年2月6日在井冈山茨坪胜利大会师。

我们是在北大校园见到此则通告,找总部只见铁将军把门,也没留下任何联络方式。我们还是决定参加会师。

长征历时一个月,步行二千多里,经分水关、龙泉、浦城、上饶、鹰潭、吉安,我们五人小分队辛辛苦苦如期赶到井冈山。在茨坪偶然遇见几个散兵游勇,打听会师确切地点谁也不知道——看来会师没有如期举行。要靠北大“精英”解放全人类是不太现实喽……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登上海拔1343M的黄洋界,不是说“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红军在这里反围剿打了一个大胜仗。黄洋界地势险峻,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大小“五井”我们去了几处,被峰峦叠嶂群山所怀抱的小村庄象一口口水井,这里就是当年毛泽东和他的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在井冈山芦苇席搭建的接待站过年,年夜饭是一小碗回锅肉。大年初一离开井冈山,一夜大雪把罗宵山脉掩盖的严严实实,早晨的阳光映照着皑皑白雪晃得人睁不开眼。人多路窄又湿又滑的泥泞小道,一摔交就成了大“团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漫山遍野红卫兵引吭高歌,此情此景倒是令人确实领略了一番六十年代红卫兵壮举。

五人小分队继续向韶山进发,途中接国务院明令:停止红卫兵串联返校复课闹革命。16日0时全国接待站停止接待,凭学生证只提供返程车票。

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红卫兵心目中的圣地。我们必须在此前赶赴韶山,连夜驱赶一百四十华里。起先只是遇见零星的长征队伍,后来前往韶山的公路就陆续汇集起一条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长龙,到晚上离韶山越来越近这支队伍就只能用连绵不断、蜂拥而至来形容了。韶山接待站人山人海,六十年代朝圣人数最多的圣山非韶山冲莫属。韶山接待站是最大的接待站也是最简陋的接待站,用苇席搭建,木板铺成一排排当床铺,黄土挖开一道道浅沟就算是厕所。我和鞠建和同学20点到达,登记入住等候后续人员;21点谢定瀚、盛  忠两位同学到达;22点张大利同学一瘸一拐来到接待站门口,连忙扶他坐下,打来热水让他烫脚,脱下鞋子满脚溃破的血泡与袜子粘连在一起,撕都撕不下来。

第二天参观毛泽东故居,三间土房墙壁上挂着他老人家和家人的老照片,陈列着陈旧的家具与农具。屋前一小池塘,竖立着衰败的荷梗。据说毛泽东每到一处,凡遇见大江大河必下河畅游一番,惟有黄河是个例外——是不适宜游泳?眼前的小池塘就是毛泽东幼时学游泳的地方。在这小池塘旁边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毛泽东小时候与其父发生矛盾要打他,其父在后面追他在前面跑,绕着池塘打转。

毛泽东忽然停下脚步对他父亲喊:“再追,我就跳下去!”

他父亲不敢贸然,停下脚步。

在母亲的劝说下各让一步,毛泽东跪下一条腿(说另一条腿属于母亲,不跪)认错,其父则过往不咎……

毛泽东回忆:从中感受到斗争胜利的喜悦。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规模不大,陈列着毛泽东各个时期的丰功伟绩,讲解员声情并茂。

当时韶山铁路未曾开通,华国锋把柏油马路修得相当漂亮;韶山冲的灌溉水渠很是壮观,就象今天的高架桥。

当天离开韶山冲去长沙。清水塘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烈士的故居,在湘江畔眺望橘子洲。橘子洲有些荒芜没有想象中好,湘江也不够壮丽,江水清澈游泳不错——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等待返程车票要好几天,于是决定连夜回去。潜入车站列车晚点,呆到半夜瞌睡,鞠建和潜出车站又潜回买来一盒烟,分我一支(这是我生平所抽第二支烟)。列车终于喘着粗气慢吞吞进站,我们翻身上车一路风掣电驰南下金华。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自动解散,永嘉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毛泽东主义联络总部成立。

遵照国务院复课闹革命指示招回全班同学,借用祝华明老师、医院赵志忠院长自行车,和袁  毅一起几乎走遍所有同学家(家住山区的几个同学,由谢定瀚同学翻山越岭去通知)。学校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开设数理化课程,语文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另外还开设军体音乐课。似乎一切又要恢复正常……

没过几个月,另一派同学(本来这部分同学也有可能加入大联合组织,没有争取过来实在可惜)杀向社会从学校搬出,社会上两派从小磨檫发展到武斗。学校考虑安全遣返学生回家,雇请三元堂两名老党员看守学校。

医院药品被造反派抢走,医院停诊医务人员回家休息。食堂没有人做饭,“黑帮”也没有人看管,徐洪文、王鸿勋医师生怕家人担心打算回家。汽车轮船停止营运,大路不敢走绕道中塘坑翻山越岭。王鸿勋医师身体肥胖走不动路,爬两步歇一阵,徐洪文医师扶着他,跌跌撞撞经梅岙渡口半夜里才到家。

然而恶运仅仅才是开始,文革期间发生在永嘉的两桩悬案至今扑溯迷离。

“活捉”李铁锋。李铁锋何许人?当年温州地委副书记,所谓“两王一李”中的一李。地委书记王芳,后来的公安部长;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相传是飞夺卢定桥十八勇士之一,但至今未见官方宣传。

当时温州“工总”“联总”打得厉害,双方死伤很多人,最后“工总”只剩下信河街邮电大楼一个据点,眼看招架不住支左部队20军进驻温州才解围。李铁锋跑到永嘉是避难?是想找个老同事或老部下家里躲一躲?我这也是无乱猜测。

也不知咋的就被造反派发现绑架到一中,关进学生宿舍一楼的一个房间。李铁锋个子瘦小,穿一件纺绸白衬衣,黑色纺绸裤子,一双皮凉鞋,这是当年大干部的标准装束。造反派还算人道,给他送饭端水。第二天就是挂牌游街示众,晚上没看到他,是让造反派放了?是造反派玩够了,还是另有人干预不得而知,也无从打听。

汪瑞烈“畏罪”自杀案。汪瑞烈永嘉副县长行政16级,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中级别最高。也有人说是他杀,被人活活勒死。上吊自杀或被人勒死应当很容易鉴别。当年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副县长非正常死亡无人追究,竟由造反派说了算。

汪瑞烈岩坦屿北人,37年参加革命。老百姓亲切称呼他的部队叫“驼聋白”部队,因为三位领导人一个驼背、一个耳背、一个白眼。汪瑞烈耳背。

汪瑞烈子女在外地工作,家中有一老伴,也不知道后事是如何料理的。

前年下乡到屿北,遇见其胞弟(原洞头县人武部长)离休在家。要是汪瑞烈能活到今天,老哥俩一起颐养天年,享受改革成果才叫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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