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初春，我考入乐清师范学校。当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就匆匆整理行装，从家乡永嘉峙口开始，步行经陡门、马鸟岭、湖边虹桥、朴头、清江渡、白溪等地赶到学校。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环境恶劣，到校时新生注册工作已过两天。那时候，乐清县城被日寇占领，学校已暂时迁移至雁荡山灵峰寺上课。我向经办老师再三要求，他却一口拒绝。后经该校温州同乡指点，我到夏先生处说情，才入了学。从此我内心深感夏先生对我的提携，因此一有空就去他家玩。
夏先生是永嘉城区人，我们也可算真正的同乡了。当时乐清师范学校的校长俞天民，教导主任周铁梅，教师林松祺、曹兆汉等都是夏先生的学生。夏先生在乐师也担任高师部的语文、历史课，高师部班级设在北斗硐。夏先生每天一手打着伞，一手拿着讲义夹很费力地准时去北斗硐上课。夏先生和师母俩性情温和，特别可近可亲。先生性格内向，平时不多说话，其威严真令人敬而生畏；师母姓游，态度和蔼慈祥，处事大度有方，可称得大家闺秀。夏先生夫妇年届半百，却无男无女，因此特别喜欢我，尤其是师母，在雁荡山的半年时间里，我可算是他家的常客。师范是穷苦人选读的学校，吃饭不要付钱，餐费全由国家供给。夏先生家住在灵峰寺东首楼上，有一个专职的厨工为他烧菜，享受“小灶“生活，可见他吃的菜比学生和其他教师好得多。师母经常叫我到她那里用餐，有时我在师母家吃饭很不自然，实在有点拘束，她就把大块的猪腿肉夹来放在我的饭碗里，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一到星期天，夏先生总是有事没事将我叫到他家。有好几次，叫我到大荆去替他买东西，用的如买蒲扇、拖鞋、草帽，吃的如买花蛤、牡蛎、紫菜、鲜虾等。当时我个子虽小，可行走如飞，买了东西就马上回来。同时，我把剩余的钱一起交给师母，而师母每次总会把零钱塞进我的衣袋。由于我家人口多，父亲种田，生活确实有困难。那时候，我身上穿的衣服长的长，短的短，旧的旧，破的破，很不像样，我自己也觉得难看，师母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师母从布贩那里买了些青色斜纹布，做了一身挺合身的中山装给我，一穿上身，人人都说我变了样，让全校同学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有一次，是清明节的前一天，恰好是星期天，夏先生与师母要我陪他俩去百岗尖游玩，听说这里是雁荡山最高的山峰。师母就就备好一袋干粮、一军壶白开水和一架望远镜在旅行袋里。夏先生拿条手仗，师母拿条白色的毛巾，那个淡黄色的旅行包就让我背。早晨七点出发，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夏先生不时拿起望远镜向四周眺望，领略大地风光，赞不绝口。夏先生上山时还可以，神采奕奕用手杖一拄一步向上攀登，可师母就不行了，她年少时缠过足，步履蹒跚，气喘吁吁，真叫人担心。到达顶峰时足足走了三个半小时，后来在一棵大树底下一边休息一边吃干粮当中餐。因这天天气不好，四周迷漫着薄雾，拿望远镜来看，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根本看不见什么景物，真使夏先生有点遗憾。只能在上面徘徊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山。在下山时，师母脚底磨了好几个血泡，时时双脚向前跪倒。在万般无奈下，她只得双手搭（压）在我的肩膀上，我一步，她一步，慢慢下去。回到学校后，师母才发现自己这件淡兰色的旗袍后襟撕了好几个大洞。从此夏先生真有点懊悔，师母是病非病躺在床上休息了半个多月才勉强下地行走。一天，我在他家吃晚饭时，夏先生语重心长地说：“祥孝啊，这次将你害苦了，如果没有你同去，师母真的下不了山来。”这一番话，真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一九四五年，社会非常混乱，有国民党部队，有日本鬼子，还有“三五支队”。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掳掠。清楚记得淮南中学校长被日寇在雷雨夜危害，全身被刺刀戳了很多洞，血流完了，刀口经水淋外翻，就像猪被杀的刀口一样，真叫人惨不忍睹。送葬时我们学校全体师生集中去，因此后来教师们一听到有日本鬼子来，就慌得脚骨摇铃。好几次夏先生将自己的贵重家当一只皮箱，一个网篮交给我随身挑着逃跑，他自己和师母拄着手杖各自逃生，并嘱咐我，如果真的挑不动了可将你自己的东西扔掉。幸好，每次都只是虚惊一场。
该学期五、六月份，由于乐清县城长时间沦陷，学校领不到粮食，无法开课。在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下，校方决定向学生暂借，每人暂借120市斤大米，以解燃眉之急。雁荡山到永嘉我家乡，路途确实有点远，那时候根本没有交通工具，隔山隔水只得步行，起码要得走两天。再加正当青黄不接时刻，我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米。接到通知后，我对夏先生说，这次我回家可能再不来了，因为家庭困难不说，家乡还被日寇占驻。夏先生当即告诉我，你不要去，我向校长打个招呼就好了。结果全校学生停课回家，学校停火，惟我一人住在夏先生家。
记得学期结束前的一天，师母告诉我，日本鬼子退去了，夏先生马上要到杭州去，他说要把你带杭州去读书，杭州学校比这里好，先生很喜欢你。此前，师母曾问我家有几个兄弟姐妹，我告诉她，两个弟弟，一姐一妹，全家七口，家里生活很穷苦。当时我虚岁只有十六岁，说者有心，听者无意，师母说的话，似懂非懂，也拿不定主意答应她。这总算是我没有福份，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失去了好机会。
一九四六年的暑假里，当我得知夏先生与师母已回到老家温州谢池巷时，特向母亲要了一大饭桶的上白面粉去拜望他们。夏师母见我到她家，看她脸上的高兴，我真无法形容。只见她激动得眼眶红红的，马上把夏先生从楼上叫下来，俩老对我问长问短，真的像见到久别的儿子从远方回来一样。他们留我吃了中饭，师母怕我就走，把大饭桶藏得好好的，不让回家。下午夏先生与师母带我到大南门一带遛了一圈，并在五马街口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黑白相片，先生站左，师母站右，我站在中央，且师母还将左手搭在我肩膀上，俨若一家人。这张照片我如珍宝一样收藏了廿几年，可惜的是在反“四旧”期间被“红卫兵”强行拿走，真太可惜了。师母还在街上买了两件棉纱的格子背身汗衫给我。当晚，我在先生家二楼一间窗明几净的房间里过了一宿。翌日上午，我向师母要求回家，并说如果再不回去，家里妈妈也不放心。师母勉强让我提着大饭桶出门，并拉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一张仟元面值的金圆圈当路费。看到慈爱的师母眼泪盈眶，当即我也哭了。谁知从此一别，我们再也没有相见过。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经常打听夏先生的消息，只因永嘉杭州两地相隔旅途遥远，加上生计窘迫，一直无缘去看恩师夫妇一面。我有一个弟弟叫郑祥理，曾在温州电机厂工作并担任厂党委副书记。文革中，我弟弟担任电机厂的工宣队队长。有一次，厂工宣队进驻市十四中，在处理一个案件时因牵涉到夏先生，就由我弟弟与人一起去杭州调查。当时，杭州的学校也停课了。夏先生作为学术权威，也是一直被批斗。我弟弟见到夏先生，就问他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郑祥孝”的学生，他想了想说：记得，记得。还向我弟弟简单的问了一些我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师生别后唯一一次的联系！后来，听说师母去世了，接着有一个学生名叫吴无闻的愿奉侍夏先生终身。一次，永嘉县退教协组织离退休老师去江心屿旅游。一上码头，我便看见夏先生的遗像贴在宣传窗里。当时我不由心情激动，眼含泪水，端端正正地站着向恩师三鞠躬。当大家要走时，我还呆呆站着不肯离去。夏先生逝世时，《人民日报》首版刊登着“一代词宗”四个大字。
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夏先生与师母对我恩深似海，而我却报答无门！今世无缘，再待来生吧！
苍白，呆若木鸡。我也为他捏了一把汗。那个领导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呢？蒋显荣哆哆嗦嗦地回答：“我家经营南杂商店，顺便带钱到大荆购买‘一帆风’香烟寄回家，为了避免遗失被偷，所以将钱缝在衣服里，防止意外。”当时那个领导还将信将疑。我马上帮腔说了一句：“事实就是这样，决不敢骗你们，请相信吧”。接着查看了我们的校徽符号和学习用品，相信事实后，正襟危坐大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朱毛部队’，我们的纪律很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要你们的钱，只管放心。我们的目的是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由劳动人民起来当家作主……”话音一落，我接着问：“我参加你们的部队可以吗？”他说只要你陡门一带有亲戚朋友做个证明就可以，学生特别欢迎，因为我们缺乏文化，请来做我们的文化教员，很有前途。
时隔七十余年的旧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使我感受深刻，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念。只有跟党走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