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通知标志“文革”开始，6月9日，永嘉一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永嘉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永嘉一中。这就是永嘉“文革”开始的标志。
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是反修防修，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对自己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始终不渝：“‘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他似乎相信在自己身后“文革”被否定，所以说：“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然而他更加坚信不移：“如果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断定它也是短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人不赞成。借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运动……或许是他老人家想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也未可知。
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派驻工作组进清华北大，有人说是毛主席故意这么做，这些留有历史学家去研究。
县委工作组进驻一中组织了一批人所谓“官办红卫兵”，错整了一些人所谓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学生中的“黑五类”。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摧毁资反路线导致学生杀向社会。
运动初期战斗队都是在班级内组合，一般由不同观点同学组建2—3个战斗队。惟独我们班只有一个战斗队，取名“东方红”。
“国际红卫兵”起事北大，宣言：解放全人类！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联络处设将军桥农展会内。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联络处设永嘉一中，联络员周寿昌、梅 先、袁 毅。
加盟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无须加盟费，只要承认宣言，亮出学生证稍做登记。
有了牌子就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告示一贴还真有小兄弟上门登记加入，每人发红袖章一个。几天下来就有好几十人，清一色干部子弟清一色男孩。有人没“枪”不行，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大旗、电话、办公费、差旅费等等都需要钱。怎么办？跟县里要，也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财政局长张用富叔叔被我们缠得无可奈何，或许是不忍伤害我们的革命热情，从下午到晚上不依不饶地缠住他，终于答应给我们立项：60元备用金报销单位。
这下可把大家乐坏了。第二天就领到钱去商业局审批红布做红袖章（还要扩大队伍呀），一面全县最大的红绸面料旗帜打出来了，安装电话，置办油印机，购买办公用品忙得不亦乐乎。
可惜好景不长，运动蔓延开来殃及所有当权派——总不能把自己父母都打倒吧？何况他们并不是坏人……
“声讨永嘉县最大走资派誓师大会”在大会堂举行，大会堂一千号位子座无虚席。永嘉县最大“走资派”宋建慈和他的同僚们（刚好10位，我父亲“有幸”名列其中），头戴高帽胸挂黑牌被造反派押到台前——这可是他们平日里居高临下的政治舞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土改运动中他们自己的杰作，今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没有参与大会，我是以个人身份“列席”来的，看看大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没有座位就在台下门边站着。头头们一个接一个发言，自然是众情激奋，喽罗们紧跟着声嘶力竭高呼：“打倒宋建慈！”
我不能凑这个热闹，见面喊“叔叔”台下喊“打倒”？况且自己老爸也在台上……
这一不谐调的音符终于有一小头目出来干预：“为什么不喊口号？”
我认识他，或许他不认识我——要不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质问。
我瞪他一眼不予理睬，他猥琐地讪讪离去。
开完誓师大会走资派被一个个带下台来，当宋建慈经过我跟前时冲着我笑——不会想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在这样一种场合。
不久宋建慈女儿宋学荣在派头头怂恿下，在上塘闹市区以大字报形式公开批判其老子，并扬言要与之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把个耿直的山东沂水黑大汉气得够戗。
192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队伍，第一次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是革命摇篮，是红卫兵最向往的地方。国际红卫兵总部通告：1967年2月6日在井冈山茨坪胜利大会师。
我们是在北大校园见到此则通告，找总部只见铁将军把门，也没留下任何联络方式。我们还是决定参加会师。
长征历时一个月，步行二千多里，经分水关、龙泉、浦城、上饶、鹰潭、吉安，我们五人小分队辛辛苦苦如期赶到井冈山。在茨坪偶然遇见几个散兵游勇，打听会师确切地点谁也不知道——看来会师没有如期举行。要靠北大“精英”解放全人类是不太现实喽……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登上海拔1343M的黄洋界，不是说“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红军在这里反围剿打了一个大胜仗。黄洋界地势险峻，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大小“五井”我们去了几处，被峰峦叠嶂群山所怀抱的小村庄象一口口水井，这里就是当年毛泽东和他的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在井冈山芦苇席搭建的接待站过年，年夜饭是一小碗回锅肉。大年初一离开井冈山，一夜大雪把罗宵山脉掩盖的严严实实，早晨的阳光映照着皑皑白雪晃得人睁不开眼。人多路窄又湿又滑的泥泞小道，一摔交就成了大“团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漫山遍野红卫兵引吭高歌，此情此景倒是令人确实领略了一番六十年代红卫兵壮举。
五人小分队继续向韶山进发，途中接国务院明令：停止红卫兵串联返校复课闹革命。16日0时全国接待站停止接待，凭学生证只提供返程车票。
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红卫兵心目中的圣地。我们必须在此前赶赴韶山，连夜驱赶一百四十华里。起先只是遇见零星的长征队伍，后来前往韶山的公路就陆续汇集起一条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长龙，到晚上离韶山越来越近这支队伍就只能用连绵不断、蜂拥而至来形容了。韶山接待站人山人海，六十年代朝圣人数最多的圣山非韶山冲莫属。韶山接待站是最大的接待站也是最简陋的接待站，用苇席搭建，木板铺成一排排当床铺，黄土挖开一道道浅沟就算是厕所。我和鞠建和同学20点到达，登记入住等候后续人员；21点谢定瀚、盛 忠两位同学到达；22点张大利同学一瘸一拐来到接待站门口，连忙扶他坐下，打来热水让他烫脚，脱下鞋子满脚溃破的血泡与袜子粘连在一起，撕都撕不下来。
第二天参观毛泽东故居，三间土房墙壁上挂着他老人家和家人的老照片，陈列着陈旧的家具与农具。屋前一小池塘，竖立着衰败的荷梗。据说毛泽东每到一处，凡遇见大江大河必下河畅游一番，惟有黄河是个例外——是不适宜游泳？眼前的小池塘就是毛泽东幼时学游泳的地方。在这小池塘旁边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毛泽东小时候与其父发生矛盾要打他，其父在后面追他在前面跑，绕着池塘打转。
毛泽东忽然停下脚步对他父亲喊：“再追，我就跳下去！”
他父亲不敢贸然，停下脚步。
在母亲的劝说下各让一步，毛泽东跪下一条腿（说另一条腿属于母亲，不跪）认错，其父则过往不咎……
毛泽东回忆：从中感受到斗争胜利的喜悦。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规模不大，陈列着毛泽东各个时期的丰功伟绩，讲解员声情并茂。
当时韶山铁路未曾开通，华国锋把柏油马路修得相当漂亮；韶山冲的灌溉水渠很是壮观，就象今天的高架桥。
当天离开韶山冲去长沙。清水塘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烈士的故居，在湘江畔眺望橘子洲。橘子洲有些荒芜没有想象中好，湘江也不够壮丽，江水清澈游泳不错——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等待返程车票要好几天，于是决定连夜回去。潜入车站列车晚点，呆到半夜瞌睡，鞠建和潜出车站又潜回买来一盒烟，分我一支（这是我生平所抽第二支烟）。列车终于喘着粗气慢吞吞进站，我们翻身上车一路风掣电驰南下金华。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自动解散，永嘉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毛泽东主义联络总部成立。
遵照国务院复课闹革命指示招回全班同学，借用祝华明老师、医院赵志忠院长自行车，和袁 毅一起几乎走遍所有同学家（家住山区的几个同学，由谢定瀚同学翻山越岭去通知）。学校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开设数理化课程，语文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另外还开设军体音乐课。似乎一切又要恢复正常……
没过几个月，另一派同学（本来这部分同学也有可能加入大联合组织，没有争取过来实在可惜）杀向社会从学校搬出，社会上两派从小磨檫发展到武斗。学校考虑安全遣返学生回家，雇请三元堂两名老党员看守学校。
医院药品被造反派抢走，医院停诊医务人员回家休息。食堂没有人做饭，“黑帮”也没有人看管，徐洪文、王鸿勋医师生怕家人担心打算回家。汽车轮船停止营运，大路不敢走绕道中塘坑翻山越岭。王鸿勋医师身体肥胖走不动路，爬两步歇一阵，徐洪文医师扶着他，跌跌撞撞经梅岙渡口半夜里才到家。
然而恶运仅仅才是开始，文革期间发生在永嘉的两桩悬案至今扑溯迷离。
“活捉”李铁锋。李铁锋何许人？当年温州地委副书记，所谓“两王一李”中的一李。地委书记王芳，后来的公安部长；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相传是飞夺卢定桥十八勇士之一，但至今未见官方宣传。
当时温州“工总”“联总”打得厉害，双方死伤很多人，最后“工总”只剩下信河街邮电大楼一个据点，眼看招架不住支左部队20军进驻温州才解围。李铁锋跑到永嘉是避难？是想找个老同事或老部下家里躲一躲？我这也是无乱猜测。
也不知咋的就被造反派发现绑架到一中，关进学生宿舍一楼的一个房间。李铁锋个子瘦小，穿一件纺绸白衬衣，黑色纺绸裤子，一双皮凉鞋，这是当年大干部的标准装束。造反派还算人道，给他送饭端水。第二天就是挂牌游街示众，晚上没看到他，是让造反派放了？是造反派玩够了，还是另有人干预不得而知，也无从打听。
汪瑞烈“畏罪”自杀案。汪瑞烈永嘉副县长行政16级，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中级别最高。也有人说是他杀，被人活活勒死。上吊自杀或被人勒死应当很容易鉴别。当年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副县长非正常死亡无人追究，竟由造反派说了算。
汪瑞烈岩坦屿北人，37年参加革命。老百姓亲切称呼他的部队叫“驼聋白”部队，因为三位领导人一个驼背、一个耳背、一个白眼。汪瑞烈耳背。
汪瑞烈子女在外地工作，家中有一老伴，也不知道后事是如何料理的。
前年下乡到屿北，遇见其胞弟（原洞头县人武部长）离休在家。要是汪瑞烈能活到今天，老哥俩一起颐养天年，享受改革成果才叫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