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我最要好的四位同学结伴北上去北京见毛主席。 21日晚永定门下火车，夜黑人多挤丢了一位。三人找了许久没找着，当时北京夜间气温已降到零下10度，手脚冻得麻木只得作罢。排队上了接送红卫兵班车，拉我们到北海后门的北京第四中学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人很多，都是大串联红卫兵也有个别带队老师。红卫兵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东北来的穿戴着厚厚的黑色棉衣棉帽，广东来的还穿短袖衬衣、木拖鞋，冻得皮肤发白，接待站解放军赶紧脱下自己棉大衣给他取暖。睡觉就在教室地板上铺着草垫子，上面放置用高粱秸编织的席子。被子五花八门，都是北京市民自愿腾出借给接待站的。教室内生着铁炉子很暖和，这时冻僵的手脚缓过来了生疼。东北来的最开心，脱下棉衣捉虱子。吃的是馒头白菜汤，一天两餐而且顿顿如此。每天交半斤粮票两毛钱，没带的打欠条。早晨洗脸用冷水，自来水龙头结冰，用开水烫过慢慢流出水来。
第二天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双灯心绒棉鞋和一副皮手套，花了五元多一点。北京风沙大出门要戴口罩，回来还是一鼻子灰，衬衣领子黑糊糊的。去天安门拍了一张纪念照，后来说拍坏了要重拍，遗憾多多。故宫门票3角，可惜大多数宫殿大门贴着封条进不去。景山公园也去了，凭吊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北海的白塔，天坛的祈年殿回音壁，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都去逛了逛。中南海大门雕梁画栋，有解放军站岗。北京动物园动物很多，就是规模比上海西郊公园小，气味难闻。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抄了不少小道消息，有几首未曾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后来又听说是假冒的。
11月2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北京全城戒严。我们没有接到接见命令，只能呆在接待站看实况转播。17寸黑白电视图象也不好，大家还是争着往前挤，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电视。
11月26日凌晨，接到接见命令（毛主席继续接见红卫兵）兴奋地再也无法入睡，天不亮就起床梳洗打扮等待开饭。饭后带队解放军宣布纪律，无非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允许个人脱离队伍，记住你前面后面的人，小便要请假。最后是相互检查随身物品，《毛主席语录》是不能不带的，其它连钥匙都不准带入现场。整队出发，大街上停靠着一排大巴，我们有秩序地鱼贯而上。去哪里？大家议论——天安门该到了，我们离得近；西苑机场？那也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地方——“不要说话，唱歌。”于是一路歌声。
大巴在一条马路上停靠，下车看清路标：迎宾西路——毛主席在这里接见我们？
我们在两旁人行道上整好方阵，解放军一声令下：“坐下！”
方阵“唰”的一声矮了半截。你说也怪，红卫兵来自各地不同学校谁也不认得谁，怎么就如此步调一致行动统一？我看只能归结于当时的学校教育：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军训内容，造就出统一的红卫兵。这是一种力量还是一种灾难，或许两种都是。
时间久了就有请假的。陆续去陆续回来，我也请假。
解放军要求拉歌，当年的流行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谁都会。歌声嘹亮，此起彼伏……
11月26日下午3时，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敞篷车队缓缓向我们驰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方阵再也按耐不住潮水般往前涌，要不是人行道两边解放军手臂挽着手臂，铜墙铁壁似的挡住人潮，红卫兵会冲上马路把车队团团围住。
我个大不吃亏，挤进第一排就站在解放军身后。毛主席在第二辆敞篷车上（第一辆站立着开道的卫兵），两边各一个卫兵，正转身向我们这边微笑招手。我双目紧紧盯住主席看，足足有一分钟（最近距离不超过5米）。主席大个比两旁的卫兵足足高出一个头来，红光满面就象相片上一样。没见着总理，也没见着林彪——可能他们正面朝另一边。最后一辆（第八辆）敞篷车上站立着刘少奇主席，脸色晦暗身体发福与标准像大相径庭——57年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陪同伏罗希诺夫访问杭州，在西子湖畔父母单位的一楼平台，我有幸近距离瞻仰他们的尊容。那时候共和国的领导人真年轻啊，神采奕奕，坦然自信——时过境迁，今非惜比。
接见结束整理队伍，这下子可狼狈了——地上散落许多鞋子手帕帽子，好些女红卫兵都在哭鼻子——因为她们什么也没看着……关键时刻红卫兵素质还是暴露无遗。
第二天就领到返程车票，北京直达上海。
那天去东风市场购物。北京的蜜饯很诱人买了不同色样三盒，北方柿饼圆圆的很可爱称了二斤，挑选了五方花手绢是准备送人的。总共花费还是5元多钱。
下午袁 毅说自己很不舒服，看样子象发烧，脸色潮红身上还出现疹子。
“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吃点药打打针或许过一夜会好。要不明天怎么上路？”我提议。
袁 毅母亲也是医院医生，所以对医院并不陌生，对吃药打针也没有抗拒心理，何况红卫兵看病又不花钱。于是马上表示同意。
我们就近去了地安门医院。医院人多要等候，护士给候诊患者测体温。
一位女大夫接诊，一边替袁 毅看病一边闲聊：“你们从哪来？”
“浙江。”我们回答。
“噢！那可是个好地方，鱼米之乡呐——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接着又问：“见到毛主席啦？”
“见到了，就在昨天。还看得很清楚呢。”我们兴奋地向女大夫描述着。
女大夫不无羡慕地说：“你们真幸福，来几天就见到毛主席。我来北京十多年都没能见到毛主席……”
“猩红热。马上住院隔离。”女大夫的态度认真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刚才那分闲聊心思。
我们虽然知道猩红热是烈性传染病，但和眼前袁 毅可爱的摸样却怎么也搭不上界，所以并不感到恐惧。
我说：“哪总得让他回去先收拾一下东西吧？”
“不行，你替他回去收拾。他必须就地隔离。”女大夫不容分辩。
既成事实，袁 毅明天肯定上不了火车不免有些惆怅，依依不舍从钱包里掏出车票交还给我。
我重新返回医院把行李给他。另外一起意外却使我们终身遗憾——收到天安门外摄部重拍通知。我们是无论如何无法弥补这珍贵的纪念，只能留给袁 毅一人去独享，于是袁 毅有了连拍三份天安门纪念照的荣耀。
28日离别首都，列车不象来时拥挤，抵达上海也算顺利。在上海又买了二斤各色奶糖。在十六浦码头登上返温的轮船（货轮）。
程成芬同学家住温州兵营巷，我只身回到上塘。首先去袁 毅家说明情况，获得他父母谅解。
到家父母自然是笑逐颜开，交回剩余的30元钱（出发时他们给我50元）。这趟北上串联历时半个月。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等待返程车票要好几天，于是决定连夜回去。潜入车站列车晚点，呆到半夜瞌睡，鞠建和潜出车站又潜回买来一盒烟，分我一支（这是我生平所抽第二支烟）。列车终于喘着粗气慢吞吞进站，我们翻身上车一路风掣电驰南下金华。
国际红卫兵温州军团永嘉分团自动解散，永嘉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毛泽东主义联络总部成立。
遵照国务院复课闹革命指示招回全班同学，借用祝华明老师、医院赵志忠院长自行车，和袁 毅一起几乎走遍所有同学家（家住山区的几个同学，由谢定瀚同学翻山越岭去通知）。学校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开设数理化课程，语文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另外还开设军体音乐课。似乎一切又要恢复正常……
没过几个月，另一派同学（本来这部分同学也有可能加入大联合组织，没有争取过来实在可惜）杀向社会从学校搬出，社会上两派从小磨檫发展到武斗。学校考虑安全遣返学生回家，雇请三元堂两名老党员看守学校。
医院药品被造反派抢走，医院停诊医务人员回家休息。食堂没有人做饭，“黑帮”也没有人看管，徐洪文、王鸿勋医师生怕家人担心打算回家。汽车轮船停止营运，大路不敢走绕道中塘坑翻山越岭。王鸿勋医师身体肥胖走不动路，爬两步歇一阵，徐洪文医师扶着他，跌跌撞撞经梅岙渡口半夜里才到家。
然而恶运仅仅才是开始，文革期间发生在永嘉的两桩悬案至今扑溯迷离。
“活捉”李铁锋。李铁锋何许人？当年温州地委副书记，所谓“两王一李”中的一李。地委书记王芳，后来的公安部长；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相传是飞夺卢定桥十八勇士之一，但至今未见官方宣传。
当时温州“工总”“联总”打得厉害，双方死伤很多人，最后“工总”只剩下信河街邮电大楼一个据点，眼看招架不住支左部队20军进驻温州才解围。李铁锋跑到永嘉是避难？是想找个老同事或老部下家里躲一躲？我这也是无乱猜测。
也不知咋的就被造反派发现绑架到一中，关进学生宿舍一楼的一个房间。李铁锋个子瘦小，穿一件纺绸白衬衣，黑色纺绸裤子，一双皮凉鞋，这是当年大干部的标准装束。造反派还算人道，给他送饭端水。第二天就是挂牌游街示众，晚上没看到他，是让造反派放了？是造反派玩够了，还是另有人干预不得而知，也无从打听。
汪瑞烈“畏罪”自杀案。汪瑞烈永嘉副县长行政16级，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者中级别最高。也有人说是他杀，被人活活勒死。上吊自杀或被人勒死应当很容易鉴别。当年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副县长非正常死亡无人追究，竟由造反派说了算。
汪瑞烈岩坦屿北人，37年参加革命。老百姓亲切称呼他的部队叫“驼聋白”部队，因为三位领导人一个驼背、一个耳背、一个白眼。汪瑞烈耳背。
汪瑞烈子女在外地工作，家中有一老伴，也不知道后事是如何料理的。
前年下乡到屿北，遇见其胞弟（原洞头县人武部长）离休在家。要是汪瑞烈能活到今天，老哥俩一起颐养天年，享受改革成果才叫不枉此生。